你应当奸淫。
Thou shalt commit adultery.
1631 年，伦敦出版的一版英文《圣经》在第七诫中漏印了一个只有三个字母的英文单词：not（不）。少了这个词，“你不应当奸淫”便成了“你应当奸淫”。这版书后来因此得名《邪恶圣经》（Wicked Bible）。承印这批《圣经》的御用印刷商巴克（Robert Barker）和卢卡斯（Martin Lucas）被处以 300 英镑罚款，这批印本也遭到扣押。
印刷机能成批复制文字，也能成批复制错误。
几百年后，一场争论让我想起印刷史
前几天，一场关于 AI 的争论让我有些不情愿地想起了这个故事。
我在英文维基百科创建了一篇题为《“容易取消”规定》（Easy-to-cancel mandate）的条目，介绍一类法律：商家必须让取消订阅和开通订阅一样容易。后来，这篇条目被提交到维基百科的人工智能公告板（AI noticeboard）。编辑们怀疑我借助了 AI 起草，事实也的确如此。一位编辑核对来源时发现，有句话可能引起误解：来源似乎表明，某项“两步取消”规定是德国法律的要求，我的写法却像是在说，这是研究者自行设定的测试标准。
我本来就无意隐瞒——甚至觉得，到了 2026 年，写作时使用 AI 辅助，难道不已经是默认了吗？作为软件工程师，我最初只用自动补全（auto-complete），后来逐渐让 AI 修正语法和拼写、重构代码、生成文件和测试。2023 到 2025 年间，我写的大部分代码都有 AI 参与，规划新项目时也离不开它。
我在公告板上甚至给出了一个直白的数字：新增代码行中“almost 90–95%”由 AI 生成。不过，那条回复只写了这个数字，没有说明我是怎么算的。这里补充一下：90–95% 不是逐行统计的字符比例，我粗略估算的其实是人和机器各自花了多少时间。我大约用一分钟写提示词，AI 往往接着运行十到二十分钟；按这种算法，耗时的大头在 AI 这边。如果改按最终文本或代码的字符量计算，我估计 AI 生成的部分超过 99%——毕竟它生成文字远比人快。
这篇条目也是这样完成的：我向 Claude Code 和 Codex 下指令，请它们查资料、添加引用并核对事实；发现问题时，我通常修改提示，要求它们继续修订，而不是直接改写输出。我先把文章放在草稿命名空间，主动请相关维基专题的编辑审阅并给意见，收到反馈后才移入条目空间；就连草稿讨论页上的文字也借助了 LLM。问题不是我藏起了 AI，而是我没有意识到，这个社区已经为这种写作方式定下了新的规则。
我当时并不知道，英文维基百科在 2026 年 3 月通过了一项内容指引：除少数例外，不得使用大语言模型生成或改写条目内容。我说明了自己的工作方式，道了歉，撤回“你知道吗”（Did You Know）栏目的提名，也暂停了编辑。
我写这些，不是为了抱怨维基百科。那些编辑谨慎、克制，也很讲道理。他们担心，AI 能迅速产出大量看似可信的文字，核对来源却要由志愿编辑一点点完成。结果是作者省下了时间，审阅者却多了工作。因此，限制 AI 生成内容，也是在保护有限的编辑时间。而我早已把 AI 当作日常工具，原以为如实说明使用了 AI、给每项事实注明出处并接受审阅，比是否使用某种工具更重要。双方的分歧还在于：核查工作该由谁承担，整个写作和修改过程又该留下怎样的记录，才能在出错后追责。
黑客新闻（Hacker News）也有类似规定。它在评论规则里明令禁止生成文本，连经过 AI 编辑的文字也不接受，理由是：“HN is for conversation between humans”。它判断的是文字如何产生，而不是成品质量如何；规则没有为质量较高的生成文字留下例外。
其他内容平台的规则又不一样。短视频平台 TikTok 要求对包含写实图像、音频或视频的 AIGC 作出标识，也鼓励用户标识完全生成或经过显著 AI 编辑的其他内容。如果内容违反社区规则、造成有害误导或没有按要求标识，平台可能将其删除；某些冒充他人的内容即使已经标识，也不允许发布。小红书表示欢迎创作者用 AI 提高内容质量和信息价值，但把自动托管账号、造假、侵权以及批量生产同质化低质内容列为违规，并可采取限制分发或封禁账号等措施。
难堪过去之后，我反复想起同一周在信息流里看到的两种说法。它们听起来彼此矛盾。一种强调 AI 太危险。2026 年《国际人工智能安全报告》（International AI Safety Report）认为，通用 AI 已能协助发现软件漏洞和编写恶意代码，也可能提供与生化武器开发有关的技术信息；报告同时也一再提醒，这些能力在现实中究竟增加了多少风险，仍有很大不确定性。另一种批评则把 AI 内容称为 垃圾内容（slop）：廉价、粗劣、不可靠，并且把筛选和核查的麻烦留给看到这些内容的人。
既危险得必须严防，又愚蠢得不值一看。怎么会同时成立？
回头看印刷史，并不能证明 AI 会重演同一条道路。但把两者放在一起，至少可以比较几个问题：一种新工具出现后，谁觉得受到威胁，谁从中获益，各类机构又想过哪些办法来管它。
威尼斯的一场早期印刷争论
《古腾堡圣经》很可能在 1455 年末于今德国美因茨完成。到 1500 年，欧洲已有约 250 个地点出现印刷作坊。今天针对 AI 的两种批评——太危险、做出来的东西太差——在印刷术早期也出现过。不过，说这些话的不是同一批人，时间也有先后。
威尼斯很早就有人抱怨印刷品粗制滥造。15 世纪 70 年代，天主教道明会修士兼抄写员斯特拉塔（Filippo da Strada）公开批评印刷术。
1473 年 8 月，马尔切洛（Nicolò Marcello）当选威尼斯总督。此后不久，斯特拉塔向他呈上一部手抄的《黄金传奇》（Legenda aurea）意大利文译本，并在卷首附上一首拉丁诗，请求他下令禁止在威尼斯印书。这首诗不只是在骂人：斯特拉塔把印刷商比作伪币制造者，指责他们为了赚钱印制充满错漏或内容淫秽的书，败坏年轻人；他也担心抄写员因此失去生计。本文标题化用的那句话，就出自这首呈给总督的诗：
Est virgo hec penna, meretrix est stampificata.
在夏蒂埃的英文文本中译为：“The pen is a virgin, the printing press a whore.”
我把这句原话放在这里，并不意味着认同其中的性别观念。它直白地表现了斯特拉塔的态度：手写被塑造成纯洁而克制，印刷则被描绘成逐利而无度。
斯特拉塔还列出了几项具体危害。在他看来，印刷商为了赚钱匆忙赶工，印出来的书会错漏百出；不道德和异端著作会逃过教会控制；知识落入那些被他视为没有资格的读者手中，也会跟着贬值。历史学家夏蒂埃（Roger Chartier）在《书写的实际影响》（The Practical Impact of Writing）中概括了这套指控。
二十年后，本笃会修道院长特里特米乌斯（Johannes Trithemius）写了《赞美抄写员》（De laude scriptorum manualium）。这部作品写于 1492 年，1494 年在今德国美因茨印刷出版。人们通常把它讲成一个笑话：反对印刷的人，最后把自己的反印刷宣言送去印了。
不过，这种讲法忽略了他写作时真正关心的问题。特里特米乌斯要捍卫的，是修士把抄书当作修行的传统。研究者布兰（Noel L. Brann）指出，他并非一概反对印刷，反而把印刷看成传播修道学问的工具。《赞美抄写员》讨论的是修士是否还应继续抄书，并不是要求整个社会抛弃印刷。
批评也不只来自以手抄为业的人。人文学者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本人与印刷出版关系密切：1508 年，他在威尼斯与马努提乌斯合作扩充《格言集》（Adagiorum chiliades）。在其中“欲速则不达”（Festina lente）一条的评注里，他先称赞阿尔丁印刷所让古典学问传播得更广，随后又痛斥那些宁愿让好书塞满六千处错误、也不肯花钱请人校样的印刷商，并抱怨“成群的新书”及其数量有害于学术。他从印刷中获益，也亲自参与出版，但照样批评它。
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印刷在政治和宗教中的影响变得更加明显。印刷术当然不是宗教改革的唯一原因，但路德（Martin Luther）的经历足以说明，印刷能多快地把一个人推到公众面前。1517 年，他还默默无闻；到 1520 年，他已经是当时出版量最高的作者。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称他为书籍史上的第一位畅销书作者。
宗教权威与印刷的关系也不只有抵制。1454 年，在《古腾堡圣经》尚未准备好上市时，负责为教宗推销塞浦路斯赎罪券的查佩（Paulinus Chappe）便委托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印制了可能数以千计的表格。宗教机构既会使用印刷，也会限制印刷内容。
因此，当时并没有泾渭分明的“支持印刷派”和“反对印刷派”。斯特拉塔关心文本质量、宗教道德和抄写员的生计；特里特米乌斯关心修道实践；路德及其支持者利用印刷扩大传播；教会机构既购买印刷品，也试图约束它。他们说“危险”或“粗劣”时，指的其实不是同一件事。
各地如何约束印刷
面对迅速增加的印刷活动，欧洲的王权、教会和同业组织采用过禁令、书目审查、特许与牌照等不同办法。
法国一度选择全面禁印。1535 年 1 月 13 日，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er）颁布敕令，下令法国境内停止印刷，并以绞刑威胁任何擅自印书的人。大约六周后，禁令便被修改：巴黎高等法院先提名二十四名印刷商，再由国王选定十二名，只有他们可以在巴黎印制经过批准且被认为符合公共利益的书，新作仍不准印；新安排完成前，禁印和绞刑威胁继续有效。
罗马教廷采取的办法是列书目。教宗的《禁书目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首次颁布于 1559 年，此后修订了几个世纪。1966 年，梵蒂冈宣布它不再具有教会法效力，但同时表示它在道德上仍有约束力，基督徒仍应警惕危及信仰与道德的著作。
英格兰则依靠同业公会和牌照来管理印刷。书商公会凭借 1557 年的特许状，几乎垄断了英格兰印刷业；不过，另获王室特许的人仍可印书。1662 年《印刷法》（Printing Act，后世也常称 Licensing Act）建立了法定许可制度；它在 1662—1679 年及 1685—1695 年间生效，最后于 1695 年失效。
这些制度维持的时间相差很大：法国的全面禁令大约六周便被修改；英格兰的法定许可制度在 1695 年失效；罗马教廷的目录直到 1966 年才失去教会法效力。如果一概称为“禁令”，就看不出它们管什么、怎样执行，又维持了多久。
开篇那本《邪恶圣经》也说明，除了书中写了什么，印得是否准确同样令人担忧。不过，据当时的法院记录，这笔罚款后来获准免除；被扣押的书也退还给印刷商，改正错误后仍可出售，牌照并未吊销。后世转述却越传越走样：罚款获免的结果被略去，印本销毁和牌照吊销的情节则被添了进去。
一个印刷错误，后来又衍生出一段流传数百年的历史讹传。
印刷业后来有了哪些规矩
除了禁令和牌照，人们还慢慢想出了其他办法：印刷商署名，注明出版地和日期，授予特许权，使用容易辨认的标志，创办期刊，以及后来建立更正式的审稿程序。有些办法帮助读者判断来源，有些保护商业利益，还有些用于行政管理或审查。同一种办法也可能兼有几种用途。
威尼斯出版家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就是一个例子。他的印刷所从 1501 年起推出以斜体字排印的袖珍本（enchiridia），收录拉丁、希腊古典作者和意大利俗语诗人的作品；剑桥大学图书馆称这是他最成功的编辑创新。法国里昂一带的印刷商很快开始仿制阿尔丁版图书。现存的一部仿本据推测印于里昂，仿的是 1502 年阿尔丁版的但丁作品，连海豚与锚标志也试图照抄。
海豚与锚印在阿尔丁版图书上，表明这本书出自马努提乌斯的印刷所。耶鲁法学院图书馆把这类印刷商标志称为“某种意义上的商标”：它既用来营销，也起到类似版权声明的作用。
1503 年，马努提乌斯公开发出警告。他列出正版与仿本之间的差异，还逐书列出一份排印错误清单，让买家据此识别赝品。单凭一个标志并不能证明真伪，仿冒者也能照抄；但买家仍可以把标志、印刷商、出版地、日期、纸张、字体和具体错字放在一起核对。
马努提乌斯并没有发明印刷商标志。已知最早的实例出现在 1457 年的《美因茨诗篇》，比他的警告早了几十年；海豚与锚只是后来较有名的一种。
十五世纪也并非完全没有版权或商标观念。马努提乌斯已经持有威尼斯授予的印刷特许。这种特许不是自动产生、普遍适用的财产权，而是政府逐案授予的垄断，期限、对象和适用地域都有限制。威尼斯早在 1469 年便曾授予斯皮拉（Johannes de Speyer）一项印刷垄断特许，1486 年又出现已知第一项直接授予作者的特许。剑桥展览的说明特别指出，里昂不在威尼斯的管辖范围内，马努提乌斯的特许也管不到那里；仿本仍在法国被印出，海豚与锚标志也遭到仿冒。
1710 年的《安妮法令》（Statute of Anne）通常被视为世界第一部版权成文法。与旧制度相比，书籍的印刷权不再只属于书商公会成员；作者或受让人也可以在一定期限内独占书籍的印刷和重印权。尚未出版的新书，初始保护期为十四年。在此之前，商人和印刷商早已用标志说明商品或书籍的来源。直到十九世纪，一些国家才陆续建立全国性的商标存放或集中注册制度：法国在 1857 年建立商标存放制度，英国则通过 1875 年《商标注册法》建立全国统一的注册簿。
也就是说，用标志说明来源、给予一定期限的专有权，都比全国商标注册和普遍适用的版权法出现得早。不过，早期特许的适用对象、期限和地域都有限，跨境执行也很困难。
审稿制度形成得更慢。1665 年，奥尔登堡（Henry Oldenburg）创办《皇家学会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但现代同行评审并没有随这份期刊一起诞生。皇家学会到 1752 年才引入委员会集体遴选，到 19 世纪 30 年代才采用更系统的专家同行评审。从《古腾堡圣经》问世算起，科学期刊大约过了两个世纪才出现，较为系统的专家评审则又晚了近两个世纪。
这些制度不是一次设计出来的，也没能杜绝问题：印刷商标志会被仿冒，特许权既能保护投资也能管制出版，编辑和审稿人也照样会漏掉错误。
抄写员后来做了什么
抄写员并没有随着印刷机出现而消失。以英格兰为例，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一部文学史指出，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1476 年在威斯敏斯特开设印刷所之后的许多年里，多数文本仍通过手写和口述“出版”。印刷更适合篇幅较长、需求量较大的文本，短篇和面向专门读者的文本仍常靠手写传播。随着识字人口增加，手写和印刷一度同时扩张，并不是一场简单的新技术淘汰旧技术。
早期印本也离不开手工。印刷商会为首字母和题注（rubrics）留出空白，再由人手用红、蓝墨填入，或以金彩装饰。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还记录到，原本为手抄本作彩饰的工匠仍能找到工作；只要赞助人喜欢华丽的奢侈书，无论书中文字是手写还是印刷，这些工匠都还能接到装饰工作。到了 1470 年代，木刻首字母和印刷标题逐渐减少了对手工描红的需求，但奢侈书市场仍需要彩饰者。
现有材料只能说明手写与印刷曾经共存、分工，市场也随之变化，却不能据此断言“抄写员普遍转行做了校对员和排字师”。不同地区的修道院、行政机构、商业书坊和奢侈品市场经历并不相同。剑桥的概述还提到，英格兰修道院抄写室在 1530 年代末消失；此后，新教文化更加重视个人书写，私人和公共档案也不断增加。所以，抄写员的职业变化不能简化成印刷机单方面取代手抄。
印刷史没有现成答案
印刷术与生成式 AI 并不是同一种技术。印刷机主要复制已经排定的文本；生成式模型则会根据指令生成新的内容。十五世纪的书籍要经过印刷作坊、运输和市场才能传到读者手中；今天的内容却可以通过全球网络即时传播。当时和今天的法律制度、识字率、传播规模，以及掌握传播渠道的人和机构也大不相同。类比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却不能直接告诉我们答案。
对维基百科的志愿编辑来说，限制 AI 生成内容，首先是为了控制审核工作量：AI 可以迅速产出大量文字，社区用来审阅的时间却有限。但对已经习惯使用 AI 的创作者来说，这条规则却没有进一步区分：作者是否公开使用了 AI，引用的证据能否核查，出了问题又是否愿意负责。
各个平台担心的事情也不一样。TikTok 主要防范写实合成内容造成误导；小红书关注自动运营和批量生产的低质内容；黑客新闻则不接受 AI 生成或编辑的文字，强调那里应当是人与人交谈的地方。这些差异至少说明，平台的用途和审核条件不同，定下的规则也会不同。
因此，与其笼统地问“应该支持还是禁止 AI”，不如把问题拆得更具体一些。
真正棘手的是责任如何分配。谁应该花时间核查一个说法：作者、平台、编辑，还是读者？有些内容可以先发布再修正，有些风险却必须事先限制，这条界线又该画在哪里？另一个问题是，注明使用了 AI 究竟有多大用处。引用来源、修改记录和作者署名也许能方便核查，但这些要求同样可能把一些人挡在门外，让少数人掌握更大的决定权。至于按制作方式设限的规则会长期保留，还是会被其他办法取代，现在还无法判断。
印刷史没有提供现成答案，但至少说明，制度往往是在试错中慢慢变化。法国的全面禁令只维持了约六周，《禁书目录》却延续了几个世纪；印刷商标志可以帮助读者辨认出处，也会被人仿冒；科学期刊创办以后，较为系统的专家评审又经过近两个世纪才逐渐形成。
斯特拉塔的诗不是关于 AI 的预言。它记录的是一位十五世纪抄写员如何理解眼前的新机器。今天再读这首诗，我们至少可以追问：哪些担忧确有根据，哪些判断又受到自身身份和利益的影响？我们看见的相似，究竟是因为新技术总会带来相似的问题，还是因为人们面对变化时总会说出相似的话？至于 AI 最终会怎样改变写作、审核和出版，印刷史不能替我们回答。
参考资料与原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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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维基百科 — 原始来源：《使用大语言模型撰写条目》（Writing articles with large language models）。原文：“the use of LLMs to generate or rewrite article content is prohibited”；脚注将相关征求意见定位为 2026 年 3 月，正文列出校对与翻译等例外 — fetched 2026-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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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桥大学图书馆 — 原始来源：《但丁〈神曲〉仿本标志》（Dante Commedia counterfeit device）。该仿本据推测约于 1502–1503 年在里昂印成，原文：“The forgers also attempted to copy Aldus’s dolphin-and-anchor device.” 同一展览总览说明竞争者主要在里昂活动，处在威尼斯疆域及其印刷特许之外 — fetched 2026-08-20
- 耶鲁大学法学院图书馆 — 原始来源：《法律书籍中的印刷商标志》（Printers’ devices from law books）。原文称印刷商标志是 “a trademark of sorts”（某种意义上的商标），兼具营销和类似版权声明的功能；同页称最早的已知实例 “first appeared in their 1457 Mainz Psalter” — fetched 2026-08-20
- 马努提乌斯，版权史原始资料库（Primary Sources on Copyright）— 原始来源：1503 年《告里昂印刷商书》英译与转写，原件定位为法国国家图书馆 BN, Ms. Gr. 3064, fol. 85。原文称里昂书 “full of errors and under my name”，随后列出印刷商、出版地、日期、标志、纸张和字体差异及逐书错字 — fetched 2026-08-20
- 科斯蒂洛（Joanna Kostylo），版权史原始资料库（Primary Sources on Copyright）— 原始来源：《评 1486 年萨贝利科特许》（Commentary on Marcantonio Sabellico’s privilege）。原文称 1469 年斯皮拉（Johannes de Speyer）所得为 “printing monopoly”，1486 年萨贝利科所得是 “the first known privilege to an author”；这些权利 “were not conceived as the inherent right” — fetched 2026-08-20
- 德兹利（Ronan Deazley），版权史原始资料库（Primary Sources on Copyright）— 原始来源：《评 1710 年〈安妮法令〉》（Commentary on the Statute of Anne 1710）。德兹利称它是世界第一部版权成文法，并指出 “not just the members of the company, but also any author … was free to own and deal in the copies of books”；未出版新书的首个期限为 “Fourteen Years” — fetched 2026-08-20
- 英国知识产权局 — 原始来源：《创造历史的红色三角》（The red triangle that made history）。原文：“France introduced a deposit system in 1857”；英国 1875 年法令建立 “a systematic, nationally centralised register” — fetched 2026-08-20
- 英国皇家学会 — 原始来源：《〈皇家学会哲学汇刊〉史》（History of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原文记载期刊由奥尔登堡于 1665 年创办；1752 年改由 21 人委员会集体选稿；到 1830 年代才引入 “more rigorous and systematic expert peer review” — fetched 2026-08-20
- 剑桥大学出版社 — 原始来源：《手稿的传播与流通》（“Manuscript transmission and circulation”）。书章概述限定在英格兰，称印刷出现后许多年仍有大量手写与口述传播，并总结：“it was not a matter of the new one expanding at the expense of the old.” 同一概述把 1530 年代末修道院抄写室的消失放在宗教改革背景下 — fetched 2026-08-20
- 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 原始来源：《米尔伯格展厅内：彩饰》（Inside the Milberg Gallery: Illumination）。同页说明早期印本为首字母和题注（rubrics）留白，再由人手用红、蓝墨填入或以金彩装饰；到 1470 年代，木刻首字母和印刷标题逐渐减少描红需求。原文称手抄本彩饰者仍 “continued to find work” 于手写或印刷的奢侈书市场。原站审计时触发 Cloudflare，以下判断由完整存档正文复核 — fetched 2026-08-20